伪造不仅是个历史话题,也是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伪造与人类社会文明相伴相生,反伪造、惩伪造亦与社会文明随行。

重庆工商大学徐德莉教授所著《民国时期伪造之风研究——以湖南为例》一书,充分利用民国地方法院诉讼档案资料,通过对民国时期湖南伪造货币、伪造文书、伪造度量衡和伪造有价证券等行为案件的研究,从法制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民国伪造现象进行了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对进一步了解民国司法与民国社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也为当前解决伪造假冒之风提供了借鉴。

纵览全书,该书的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一、深刻理解“伪造”图景,必须还原历史场景

通过透析伪造情形之具情及产生的社会因素,更进一步考察民国伪造问题的呈现及其审断,反映出司法与政治与社会文化及社会结构等多维面相,以便更有利于还原“伪造”的历史场域,从而深刻透析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伪造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可见,法律发展的重心不仅仅在于立法本身、法律科学、司法判决,更在于社会本身。

其中,以抗战时期日本伪造中国货币即为例证。1937年,日本成立“登户研究所”中的“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作为伪造中国法币的专门伪造机构,配备极为高档的高级印刷机械和精湛印刷技术专家,为了提高假法币的“仿制”水平,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掠去在港法币印版运至日本后,印制大量“真正的”假法币,登户研究所印制的假法币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从5元、10元至100元约十多个品种。

抗战期间,日本伪造中国货币行为十分猖狂,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军部专门研究与制造中国纸币的登户研究所就伪造了45亿元法币,相当于南京国民政府一年的货币发行量。让这些真实客观又血腥侵略的画面“复活”,还原了日本战时侵华的客观事实和真实面相,同时,深刻揭露了那个时代弊端、文化劣根和民族弱点。

值得一提的是,据其特定的历史时域,国民政府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实用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如以伪造货币案件判决中体现趋重与取轻相结合的特色。

一是凡系助敌套取物资及军人行使伪造货币情事,从重处罚。1935年5月20日重庆市面近来发现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的五元、十元伪钞甚多,大都由军人行使。蒋介石的参谋团政训处,要川当局禁用并追查来源。6月14日永川发现着军装者四人,持伪钞4千元在市面行使,追至荣昌挡获,将其中一人处死,另三人收禁。

该案处罚相比其一般民间伪造货币案判决情形要严厉得多,而且此等情形并不少见,蒋介石曾致徐永昌电中:“闽省伪造钞币一事关系法币信用及地方金融至巨,拟请钧座俯念闽省情形特殊准予变通办理,嗣后破获伪币案件罪犯暂归军法办理”,尤其强调对该案应归军法处理、从重处罚。

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之社会属性。而该书中关于普通民众因贫而犯则大多取轻之判决。其案例枚不胜举。前文胡朝生伪造货币一案即为此例。表明当时司法机关对于相关伪造货币案件之审理非常关注与慎重,该案之审断亦体现当时司法机关对既有依法行事的准则,同时又有某些灵活变通的处理。

二、理解“伪造案”的司法实践,反思司法与人情的关系

司法的本意是审判,它以一种中立的角色通过必要的程序和事先确立的规则解决个案纠纷,维系民众通过其他手段和渠道无法实现的公平、正义及社会预期,实现国家权力架构之间的平衡,最终维系社会的整体稳定。

从伪造诸案具体审判具情十分明确地显现国民党内外各方的理念冲突、派系斗争、利益纠葛等现象,说明国民政府建构的政治制度与司法体制改革存在内生缺陷,如司法党化与司法独立的二元对立,县级兼理司法制度本身的矛盾与“法治”的悖离,说明由于国民党利用控制司法审判权来巩固国家的行政管理权的意图,导致司法体制无法成为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刹车机制,从而使司法实践在回应政治诉求中呈现社会中各种阶层、利益团体博弈的得失。

民国司法的实践同样亦应置身于民国社会时代里,体现其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乃至社会秩序的变化对于法律适用与司法审断的关系。

如在第三章伪造货币案例分析中,作者发现民国法院对伪造案件的审断有从宽的取向。其原因包括:社会动荡使广大百姓无以为生,这既是产生伪造案的深刻社会原因,也是影响伪造案审断的重要因素。

第四章伪造文书审断从轻判决,也是因为老百姓求活的呼声胜过对任何战事和国事的关心。政府也无力顾及司法治理而造成的。同样,对伪造有价证券和度量衡也是采取从轻判决的原则,所有这些都呈现出对民国司法对伪造现象的宽容和松弛。除了对贫者的宽容外,对妇女的判决也以从轻为原则,这些案例让我们思考法律与人情之间的关系。

又如第六章通过对前面各章叙述的案例的总结,得出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现象在民国比比皆是。结果是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之上,造成严重恶果。加之司法党化推行也改变了司法系统的传统和风气。这些观点都能加深读者民国司法和民国社会的理解,令人耳目一新。

然,司法独立在近代中国的强力出现与传统政体制度下司法权式微的现状相映照,不仅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甚而始终被外来的领事裁判权和内在的行政权尤其是武力和军权的恣意介入,其近代化的蹒跚发展之路又多了一丝悲壮和无奈。从前文诸多伪造诸案审判具情即可印证此论断。

三、“新”论基于“新”史之上

傅斯年曾说:“一分史料一分货,十分史料十分货,没有史料不出货。”可见,史料丰富是所有高质量历史著作的必有特色,该书也不例外;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的基本史料相当之“新”。

徐德莉教授有自己的“学术标准”与操守:“力求尊重‘史料’,‘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 同时又要做到恰时恰当地将历史与现实相连接,将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加以充分研究,力求还原于具体历史场景,尽量做到较为准确地研究历史,又能史为今用,为现世提供可贵的历史经验与智慧启示。”

民国诉讼档案是民国史研究的资料宝库。徐著收集了全国各地档案馆保存的民国伪造档案数千件,对其进行爬梳整理,由此再现了民国时期伪造现象的基本面貌和民国各级法院对伪造案件的审断情况。除了诉讼档案资料外,徐著对其他和伪造相关的史料——包括各地的其他和伪造有关的档案文件,政府公报,报刊文献,地方志,文史资料,回忆录,文集以及旧版图书也都尽力搜罗,内容涉及伪造货币,伪造公私文书,伪造度量衡和有价证券等。

所有这些资料的搜集,爬梳整理和运用,使该书的论证有了厚实的史料基础,也体现了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说明作者下的是“认真梳理,细嚼档案提供的信息”的工夫,“在研究中高度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充分利用”,这是史学研究者应具的学术品格。

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尽可能丰富,徐德莉教授往来于各大档案馆,如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邢台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等,对之中与民国时期伪造相关的档案逐一查阅、抄录、整理,如她统计出: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号3、全宗4有案卷40余件;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有5个卷宗,伪造货币案件有将近80余件,从中详略记载不一,略读呈现景况显示,即有大宗系关中日货币战争的日方伪造法币的卷宗,亦有部分系关普通民众因贫而犯之伪造;天津市档案馆藏《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档案》共有3个,总计589件;河北省内集中以涉县和邢台市档为中心,涉县主要集中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系关伪造案件有10个卷宗,约230个案件,邢台市档案系关伪造法币和边币案件即有3个卷宗,近50件;重庆市档案馆藏《四川省高等法院》、《重庆地方法院》有2个卷宗,共计600个案件;湖南省档案馆藏《湖南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长沙地方法院档案》有5个卷宗,所计伪造案共计2786件;江西省档案馆藏《江西省高等法院》、南昌市档案馆藏《南昌市地方法院》总共有3个卷宗,共计伪造案件132件;山西省档案馆藏共有卷宗10个,案件计为90余件;山东省档案馆馆藏共有卷宗9个,案件计约为800余件;陕西等省档案馆馆藏共有卷宗12个,案件计约为300余件。

这是一组沉甸甸的数据,这最少说明,足迹遍及于东北、华北、西南及中部地区等较为典型的省、市档案馆的徐德莉教授,有着令人敬佩的勤勉与踏实。正是有了对档案的充分占有与了解,她才可以最终确定以湖南为个案,以伪造文书、伪造货币、伪造有价证券及伪造度量衡为基本类目,对民国时期的湖南伪造案做一专门研究。

基于档案史料,又不陷入浩如烟海的史料“陷阱”中,不为史料所淹没,这也是对史家材料甄别、处理能力的极大考验,徐德莉教授在这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她在整理湖南省、市等档案馆数百个卷宗、数千个案件、近百万余字原始档案时,将伪造案的司法审断作为主要切入角度来统摄史料,着力于探询伪造与民国时期的司法体制、法治建设等治理活动之间的关联,对国民党当时的治理图景进行一定程度的还原。

当然,该书在论述中还存在一些可以深入分析和挖掘之处。例如,作者在第三章伪造货币案件分析中指出当时有保甲长极力庇护伪造案犯,致使案犯久难归案的现象,从而严重脱离保甲维护地方之自治之功能范畴。此外,能更进一步地对档案资料深度咀嚼,能更好地呈现民国社会之多重面相,因此,期待该书再版时能对此有所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