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件历史上有名的瓷器,在景德镇都能看得到,摸得着,做得出,几乎难辨古今。自宋代在此兴盛的手工制瓷体系,也在不断地复制历史中延续下来,堪称一个活的博物馆。

主笔/贾冬婷 摄影/蔡小川

“瞎哥”罗国新在阳台上挑拣碎瓷片(蔡小川 摄)

碎瓷片上的城市

周一早上7点刚过,我们赶到了古玩市场。这里从凌晨4点多就开市了,是景德镇有名的“鬼市”。看着已经大亮的天色,摆得密不透风的摊位,心下也明白,这时候已经碰不到“鬼”,也捡不到什么“漏”了。带我们来的罗国新倒是不以为然:“这两年流出来的官窑瓷器越来越少了。即便有,也不会摆在明面上。”

摊位之间以垫布来划分,大部分是一块红布,或织锦或丝绒,试图给上面摆放的器物衬托出仪式感,但在满坑满谷的瓷器堆里又有些力不从心。这些器物乍看起来都大有来历,青花大罐,粉彩小碗,还有火热一时的“文革瓷”,让人挪不动步子。让罗国新来看,他甩出一句“新做的”,就径直去里面的碎瓷片区了。在这片区域,罗国新像是国王出巡自己的领地,所到之处,小贩们纷纷迎上来招呼。罗国新戴一副厚厚的眼镜,人称“瞎哥”,但他的眼力非但不瞎,而且因为在瓷片堆里历练日深,难得有赝品逃过。不时有人拉住他,郑重地拿出件宝贝请他鉴定。据说凡是经他鉴定为真品的,一旦日后被确认不对,都由他来买单,几乎像是个人“特技秀”。也有摊主专等他来,打开后面的蛇皮袋“献宝”……他今天收了一块乾隆仿秦汉时期的瓦当残片,并不贵,700块钱,但正好和他现有的几块对得上,差不多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了。

碎瓷片里有什么奥妙?这些瓷片按照大小、年代、颜色分门别类摆放着,青瓷、黑釉、红釉、青花等,很多还带着泥,或者破损得辨认不出原属器物。在我们外行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一个仿制精美的完整器诱人。这里面最“完整”的,是一个个打磨光滑的圆片,上面画着各种青花纹饰:鱼、龙、牡丹、草叶在疾风中飘荡、两个童子在玩闹……这些都是瓷碗的圈足,听报价也平易,“2毛”,就是20块钱,大一些有龙纹的也不过50块钱。但在罗国新看来,碎瓷片的价值不在完整和好看,而是每一个残片中携带的历史信息。或许足底的几个汉字会告诉你这件器物的时间,而那些纹饰的画法或许又会揭开什么历史谜团。罗国新赞美这些捡瓷片的摊贩:“他们是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

“以前我都是提个篮子来,碎瓷片论篮买。”罗国新告诉我们,现在古瓷片少了,他也淘得比较精了,来“鬼市”只为查缺补漏。他在落马桥出生长大,那里曾经是元青花官窑窑址所在地。小时候走路不老实,常常一踢就能踢出一块瓷片来。80年代时,他做瓷器生意,卖“超万件”,一种直径有2米的大缸,编一个窑工呕心沥血造缸的故事,一个缸能卖100万,他卖出去了12个,大赚了一笔。后来转做出口,去广州、深圳、北京,渐渐地生意没那么好做了,他又想起了家乡景德镇。自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起,多少景德镇的好东西在中国消失了、湮灭了。他在10年前回到景德镇,一头扎进碎瓷片的世界。

跟着罗国新来到他家,像是掉进了兔子洞,几乎被碎瓷片给淹没了。一楼是拼接好的碎瓷片龙缸为招牌的瓷器店,二楼则完全是碎瓷片仓库,他工作的书桌、睡觉的床都在这里,拉开床头的柜子和抽屉,里面也都是瓷片。最夸张的是阳台,堆放着若干塑料大筐,里面是分门别类的瓷片。他常在这里挑拣,挑出那些隐藏历史信息的,或者有可能和别的瓷片拼接在一起的,拿到书桌研究,就像是玩拼图游戏。这绝对是一个需要巨大耐心的游戏,常常为了凑出一个完整器,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他拼出过两个明代“最大器”龙缸,那种画了青花龙纹的大缸,直径达70厘米,在当年烧造极为困难,甚至引发了窑工童宾不堪忍受跳进窑缸,后被奉为“窑神”的故事。只是找齐碎片就花了四五年时间,把它们拼在一起又花了三个月,如今较好的那一个给了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展示。他给我们看刚拼好的一个青花杯,成化年间的,大概碎成了七八块,他前后花了几万块钱凑齐这些碎片,再用金箔镶上,拼好后能卖十几万元,而这样一件完整器的市场价是500万元。

每周一的“鬼市”凌晨就开市了,很多人来这里“捡漏”(蔡小川 摄)

某种意义上,如今的景德镇,就是一个建立在碎瓷片上的城市。“瞎哥”说,景德镇最好的东西是官窑,这些东西大多直接运去了北京、进了皇宫,留在景德镇的,都是不合格的次品,而且大多按制度就地砸碎掩埋,碎片留在了窑厂遗址中。以前,浮梁古县衙周围一带的田地里,昌江河边,到处都散落着各朝各代的古瓷片。前些年的城市改造中,也经常能发现一些碎瓷的填埋坑,还有很多盗挖,经过一道又一道地转手,很多官窑碎片流到民间。这两年,对窑址的保护愈加严格,市面上的碎瓷片才渐渐少了。

在景德镇御窑厂的修复与研究中心,对碎瓷片的拼接就是日常工作。这里也是故宫与景德镇合作的“故宫学院”所在地。现场所见,几个年轻人正在拼接手中的残片,周围的游人来来往往,他们却如入无人之境。从完成的器物来看,碎片共有两类,一类是青花瓷枕,一类是青釉刻花高足碗。景德镇考古所的李军强告诉我们,这些是2014年在龙珠阁北麓抢救性发掘出来的,大部分是“空白期”——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碎瓷片修复前,要先分釉色,再分器型。目前修复的这两类,青花瓷枕相对容易拼,毕竟纹饰可以对接,器型也特殊。青釉刻花高足碗就难了,碎片与碎片之间太相似,难以分辨。李军强说,像这样的一个遗址发掘出的1000多件器物,要想全部修复完成,快则两三年,慢则七八年。而从上世纪70年代御窑厂考古开始算起,存留下来的碎瓷片已经几十吨,今后修复工作会比发掘更艰巨。

碎瓷片的价值,还在于对历史信息的补足和确认上。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所谓“对比展”,是指故宫博物院传世的完整瓷器与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碎片复原瓷器的对比展示。景德镇考古所所长江建新告诉我,这已经是明代御窑瓷器对比展的第六次,也是收官的一次。对比展的一大意义在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器大多是流传有序的,部分器物可能难以断代,而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遗物因为有绝对地层可考,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都比较明确,可以提供一个标尺。“比如现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里的一件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是中国最早的斗彩瓷器。上世纪80年代在西藏萨迦寺发现过一个斗彩碗,发现者怀疑是宣德时期的,但当时人们认识还不到位,断代为成化器物。1988年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发现了两片与这个碗纹饰一模一样的瓷片,带有‘宣德年制’的款,且位于宣德时期的地层,这就证实了萨迦寺那个碗其实是宣德时期的,说明中国的斗彩瓷器从宣德时便开始烧制了。可以说,这是一件改写中国陶瓷史的器物。”

修补后的明宣德刻花莲瓣滤壶(蔡小川 摄)

御窑的遗产

站在御窑厂制高点龙珠阁上,依稀能够看见西侧的昌江河。它穿城而过,自北向南流向长江。古时景德镇名为昌南镇,就是因为地处昌江之南。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睿明指出,这条大河意义非凡:瓷土、烧窑的木柴、烧成的瓷器,要靠河道的运输;水流又为窑业的生产提供诸多免费动力,如捣碎瓷石,用的就是水车。而周围几座高高的山峦,曾盛产制瓷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高岭土。

尽管“水土宜陶”,但景德镇“瓷都”地位的确立也是一波三折。宋代时,这里以“青白瓷”闻名,白里泛青,青中透白。涂睿明说,青白瓷其实是白瓷的一种,在白色胎体表面,附上了一层略带青色的透明釉。这种青白瓷的色泽和质感,看上去仿若玉的质感,于是以“假玉器”闻名。古时这里地属饶州府,于是所产瓷又被称为“饶玉”。而瓷器在中国的源远流长,一直被认为与自古以来的“尚玉文化”息息相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宋真宗在收到此地进贡的瓷器之后,把年号“景德”赐给了这个小镇。但是即便如此,景德镇在宋代仍面临众多窑口的竞争,特别是号称“五大名窑”的汝、哥、官、定、钧,而且还面临当时的单一制瓷材料——瓷土资源的枯竭。到了元代,景德镇幸运地发现了一种新的黏土材料——之后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高岭土”,改变了景德镇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陶瓷史。人们发现,将高岭土与原来的瓷石混合,可以大大提高瓷器的硬度和白度。这曾是欧洲人历经几百年才破解的制瓷“二元配方”,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高岭土是骨,瓷石是肉”,骨肉均匀,瓷器才能变得致密无孔。

如今,景德镇高岭土矿已经封闭,靠周边类似资源替代,而瓷石依然在城市周边开采着。其中一个产瓷石的山谷是三宝,始烧于五代时的湖田窑和杨梅亭窑所在地。打造了三宝蓬艺术聚落的肖学峰带我们深入山谷,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一条倾泻而下的溪流,溪流旁的棚屋里,水碓仍在不停歇地捣碎瓷石。溪流引过来的水流入水车里,水车为几根碓棒提供动力,这种看似原始的技术几百年来未曾改变,肖学峰说,这比机器粉碎得更细致,因此一些做高仿瓷器的作坊依然有需求。粉碎后,再后经过淘洗、风干、晾晒,劈成砖块,就变成一块块码放整齐的“白墩子”——制瓷标准化工序的一部分。

因为元青花在景德镇的成功烧制,其他窑口相继衰落,景德镇开始独领风骚。这里渐渐成了一座制造之城,手艺之城,窑火终日不断。1712年,据在景德镇考察瓷业的法国神父殷弘绪估算,这里有一万八千五百户人家,可能有10万人靠瓷器为生。陶瓷文化专家王志刚告诉我们,以前立坯工只收1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手还没有定型,有可塑性,而很多盲人和残疾人,干不了别的,就来研磨颜料……可谓人尽其用。明代文学家王世懋曾任江西参议,他描述了初来这里的情景:“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

到了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开启了对官窑的一级管理。明代,正式的官窑管理制度开始建立,景德镇更在宣德初年建立了御窑厂,虽然时断时续,依然延续了数百年,跨越了明清两代。涂睿明认为,古代制瓷业的发展往往取决于三股力量的交织碰撞: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皇帝的关注。其中,帝王的审美趣味,就要通过官窑来实现。

没去御窑厂时,我对明清两代御窑制度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产品稍有瑕疵,就会被就地砸碎掩埋,似乎标准极为严苛。实地参观发现,这一制度也是分阶段的,从不同时期窑址考古所见也可以证明。考古所李军强告诉我,永乐到宣德时期,是把残次品集中砸碎,然后上面覆土,再成坑或成堆地掩埋在御窑厂内,严防技术和产品外流。成化到正德时期,则随窑业垃圾一起成片倾倒,不再集中掩埋。隆庆五年到清朝初年,已经不再砸碎,大量堆积在库房内。从雍正七年开始,对落选瓷器开始加以利用,甚至就地变卖。明中期之后,官窑放开的原因,部分是成本考量,更重要的则是民窑的冲击。自明嘉靖开始,“官搭民烧”已是常态,将部分官方订单放在民窑里烧制。而且,由于景德镇当时在瓷器行业绝对的垄断地位,各个民窑要面对的不仅是宫廷,更有整个国内市场和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

窑神庙前,修补龙缸的人(蔡小川 摄)

伴随着产业规模化而来的,是分工的扩大。清代蓝浦所著《陶录》里分门别类地说明了制作瓷器的23个独立工种:6种彩绘工,3种装窑工,3种烧窑工,模具制作者、制作板条箱的木工编篮工、烧窑后打扫残留的清洁工、配制瓷泥的人、研磨颜料的人、把瓷器放入匣钵的人、把匣钵装入瓷窑的人、把排放着杯盘的木板扛在肩上搬运的人,此外还有督陶官、经销商、会计、看门人等等。明末《天工开物》中更有言:“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意思是一件瓷器制作完成,要经过72人之手,后来被引申为72道工序。23、72或许都是虚数,实际中的制瓷工序还会超过这些数字,景德镇无疑形成了一条庞大的产业链,甚至被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德国学者雷德侯在其著作《万物》中指出,瓷器制作是中国艺术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的典型代表,这一高度发达的工艺体系对欧洲瓷器18世纪末走上工业化的影响,远远超过想象。只是,东西方在那一时间节点上分野,景德镇并未及时跨进工业化的门槛,此后几经起落,带着保留至今的手工艺体系跨入后工业时代。

有历代官窑遗存,还有手工艺体系,复制历史——混杂着仿品和赝品——就成了景德镇最简便的选择。某种意义上,历史是优势,也是桎梏。在景德镇御窑厂工艺博物馆出口处,列出“中国官窑瓷器十大拍卖纪录”。排位最靠前的两个,一是2017年香港苏富比拍出的“明宣德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大碗”,成交价2.29亿港元,另一个是2014年香港苏富比拍出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2.81亿港元。这是财富神话,也是市场风向标。

郎窑红釉出窑(蔡小川 摄)

再现元青花

马未都曾评价:“元青花一诞生就是个巨人。”在此之前,陶瓷上大都没有鲜艳的色彩、繁复的纹饰,直到元青花突然闯入视野。以堪称华丽的蓝色在白底上绘画,还是陶瓷历史上的第一次。

从唐到元,青花烧造经过六七百年时间才成熟。其技术难度,是需要解决三个环节的配合:白胎、透明釉、青花发色。景德镇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青白瓷本身就是白色胎体和透明釉的结合,这为青花的清晰呈现提供了可能。最好的蓝色钴料苏麻离青源自波斯,此时也沿着郑和下西洋的商船辗转来到景德镇。再加上高岭土的发现,可谓万事俱备,景德镇从此将其他窑口甩在身后。

但是,元青花出现在陶瓷史上短短100年之后,一度绝迹。重新被发现,是在数百年之后。20世纪20年代,时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人的霍布逊,注意到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青花象耳大瓶。这对瓶造型挺拔,青花明艳,由上至下满绘九层不同的纹饰,龙凤、海水、蕉叶、缠枝、云纹等,20世纪初期从北京智化寺流出。不过,霍布逊注意到瓶颈处的文字,其中有时间记录“至正十一年”,这是元代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青花瓷诞生在明代。霍布逊在震惊之余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明代之前就有了青花瓶?直到1952年美国学者波普经过对伊朗及土耳其两国所藏的古代青花瓷与这对象耳瓶比对研究后,得出“14世纪青花瓷器”结论,元青花才被确认。这对象耳瓶,也成为元青花断代的标准器,从此被称为“大维德瓶”。

70年代元青花渐渐被重视,但市场上并没有多少传世精品,直到2005年“鬼谷子下山大罐”的惊艳面世。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这件元青花大罐以1568万英镑、约合2.3亿元人民币成交,创下当时中国艺术品的拍卖新纪录。如今在景德镇,谁还能做得出元青花呢?“去找‘饶青花’吧。”众口一词推荐的是70多岁的饶克勤,他几乎做了一辈子青花瓷,“饶青花”之称可见他的业界地位。据说,“鬼谷子下山”罐创造天价纪录的第二年,马未都就来景德镇请他精心制作了24只高仿品,当时售价每只10万元。

元青花修复师饶克勤正在绘制纹饰(蔡小川 摄)

饶克勤的家同时也是作坊,几道主要工序都由自家人各司其职:他和老伴淘泥、踩泥,儿子饶志阳做坯,女儿饶明媛画青花,他烧窑。家中还辟出一个小展厅,是他各时期的代表作,多为元明两代青花标志器:大维德瓶、鬼谷子下山大罐、青花鱼藻纹大碗……那些在博物馆或拍卖场上闪耀的身影都赫然在列。

上世纪70年代元青花在西方学术界被认定时,饶克勤还刚刚进入瓷厂,对元明青花的区别没什么概念。他告诉我们,元青花的真正启蒙源自几年后日本人送给景德镇陶瓷馆的一套“陶瓷大系”丛书,其中有一册元青花专辑,明确将元代青花和明代青花区分开来。他当时因为喜爱摄影被借调在陶瓷馆,一下被倾倒了,将画册保留至今:“元青花有画意,又有装饰性。明青花的线条与之相比,太规整、太刻板了。”

此后不久,他与一件传世元青花的相遇更是奇妙。饶克勤老家在隔壁的丰城县,70年代末,陶瓷所领导去他家考察政审,正赶上丰城县在办文物展。顺便去看,发现一个青花牡丹纹梅瓶:腹部主题纹饰为四朵盛开的缠枝牡丹,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标记为明代,据说是一个挑担老农13块钱卖给文物商店的。景德镇陶瓷所领导越看越觉得这个梅瓶像是元代的,于是回来后,不动声色地向丰城县文管所提出用五件明清瓷器换这一个梅瓶,结果对方提出要卖,开价1000块钱,这个梅瓶就到了景德镇陶瓷所。一度没地方存放,就放在了陶瓷所仓库暗房里,饶克勤洗照片时常拿出来揣摩,感受它的分量、手感、纹路。不久后,江西高安县出土了多达19件元青花实物,轰动了文物界,饶克勤和同事们也赶去看,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如此大量而完整的元青花实物。他印象最深的是6个梅瓶,瓶身青花呈现出极浓艳的颜色,绘画纹饰奔放活泼,愈发显出龙的凶悍。这批文物被确认后,之前从丰城县买来的那个牡丹纹梅瓶也很快被鉴定为元青花,丰城县得知后悔之不及,眼睁睁看着它成了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此后,复制元青花的念头不断在饶克勤的脑海中发酵,但真要实现起来没那么容易。陶瓷馆的陈孟龙和李会中两位老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最先开始试验,与东风瓷厂合作建立了完整的试验基地,饶克勤是其中画坯的主力。90年代开始,他出来单干,发现这里面的门道太深。“元青花的复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饶克勤说,从选料、拉坯、绘制到烧窑,每一步都要从零星残片上的痕迹中,倒推出器物在元代是如何一步步制造出来的。比如制坯,元青花的残片痕迹摸上去的手感凹凸不平,有一圈圈的手工痕迹,而用拉坯成型出来的就太过精致了。后来他开始尝试印坯拼接,果真烧出来的效果更接近元代器物。

“元华堂”吹釉的工人(蔡小川 摄)

饶克勤在胎体上绘制纹饰,我们才发现,青花并不是直接用蓝色颜料画在白色上。其实钴料线条最初是淡黑色的,画在米白色胎体上,然后等施加釉料后,这些花纹就不见了,经火煅烧后才会呈现出夺目的蓝色,仿若蝴蝶破茧而出。而怎么描绘出元青花的“画意”,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元代的图样虽然看上去工艺比较粗犷,但画意最明显,主次、搭配、层次都精心布局设计,特别有韵味。现在很多仿制都不加研究,比如‘鬼谷子下山’,这些年随处可见,画得千奇百怪,成了‘动画鬼谷’。”饶克勤给我们看他复制的一件元青花鱼藻纹大罐,笔意明快,率真有力,极具韵律。很多人认为,2017年香港苏富比以2.29亿港元拍出的“明宣德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大碗”,其荷塘鱼藻纹的灵感来源就是这件元青花鱼藻纹大罐。

鸡缸杯生意

在景德镇要找最好的高仿明清瓷器,绕不开向元华。他的“元华堂”,几乎可以囊括明清御窑整个谱系的标志性器物。“瞎哥”罗国新带我们去元华堂,特地抱了个锦盒,说要给大家看看他刚修补好的两个碗。

盒子打开,原来是两个青花宫碗。两个碗的大小、器型、纹饰相仿,看上去像是一对。看底款,一个宣德年间,一个成化年间。众人围上来,细细端详:“还是成化的釉质好呀,莹润。”“这纹饰不是秋葵,那个时候秋葵还没传过来。”“宣德碗口就缺那一块没补上了吧?”

仔细比较,早期的宣德碗青花发色更深,描绘较粗糙,成化碗明显更玲珑清雅。据说,宫碗在成化时期青花器物中达到顶峰,香港苏富比在2013年以1.41亿港元成交了一个成化秋葵碗之后,成化宫碗更是一碗难求。向元华放一个勺子进去。“宫碗实用性很强。碗内的圆弧像人体乳房,而且不深不浅,正好让汤勺侧进去一点就舀出来了。但这种成化宫碗的工艺,慢慢给做丢了。”

青花之后,是更加绚丽缤纷的彩瓷的天下。曾任中国嘉德瓷器部总经理的瓷器专家刘越告诉我,以元青花为转折点,奠定了以景德镇为中心的一个巨大白瓷生产基地。在这个细腻洁白的瓷胎基础之上,其后又诞生了斗彩、粉彩、珐琅彩、颜色釉等各种瓷系,才有了明清中国瓷器的发展巅峰。

元华堂展厅里各种彩瓷争奇斗艳,而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一只小巧的斗彩鸡缸杯。如今,鸡缸杯几乎变成了景德镇的新标志。2014年,一件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了2.81亿港元,刷新了当年的瓷器拍卖世界纪录,买主是商人刘益谦。没多久,刘益谦来景德镇找到向元华,向他订购了6000多件仿品,作为礼品二次售卖。鸡缸杯费功夫,分批次交货,不断涨价,从一开始的6800元一个,已经涨到了9800元。

“元华堂”彩绘车间(蔡小川 摄)

向元华对鸡缸杯的惊人拍卖价并不意外。“当年我们几个朋友还打赌,以3亿为分界,大部分都赌3亿以上。”他说,凡是贵的文物,背后包含的文化信息一定特别多。所谓“成化无大器”,成化末年,集中出现了鸡缸杯一类独辟蹊径的小巧瓷器,多认为是成化皇帝为博取万贵妃欢心所制。万贵妃膝下无子,鸡缸杯的主题蕴含着多子多孙的愿望。“总共十只鸡,十全十美。单面看是五只,一只公鸡、一只母鸡带着三只小鸡。周围的三石代表江山,棕榈树代表江山永固。都用的是小写意的表现手法,简练,但有神韵。小鸡发现猎物,想过来自己啄。母鸡发现了,抢先一步,连飞带奔过来,翅膀和脚还没收起来,嘴已经把猎物啄到了。小鸡要紧急停下来,但身子还在往前冲。闹出这么大动静,大公鸡回眸去看。公鸡一定意义上代表成化皇帝,翅膀像将军铠甲,尾部像弓箭,趾高气扬的。”向元华说,鸡缸杯在当时就是“十大名杯”之首,《神宗实录》中有记载:“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说明成化过后仅仅百年的万历时期,鸡缸杯就已经价值十万一对了。

明成化时期是成熟掌握斗彩的第一个朝代。所谓“斗彩”,是先用青花勾勒出图案轮廓,上透明釉,然后进炉第一次烧造,出炉冷却之后在青花的轮廓间再填上彩釉,然后进炉二次烧造,环节繁复,其间废品无数。在这么小巧的器物上展现如此丰富的色彩和画面,而透过博物馆展柜厚厚的光线看,鸡缸杯是“莹如玉、薄如纸”的,可以想象烧造难度。

想要在今天复制这样的器物,难度不仅在于技术,而是整个制度都变了。“以前是皇帝下订单,指定御窑来制作,举全国之力来完成,现在只能尽力复制材料、工艺、工匠。”元华堂就是这么一个聚集了所有工序的流水线制瓷工厂,只不过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我们去寻找斗彩鸡缸杯的烧造流程,发现它分散在不同的作坊里:利坯作坊做素坯,青花彩绘作坊来勾线,上釉作坊来上釉,烧窑作坊第一次烧制,釉上彩作坊来填彩,再回到烧窑作坊二次烧制。据说,古时的分工更细,不只是青花、五彩、粉彩是完全不同的工种,就说青花绘制,勾线和分水也截然分开,勾线又按山水、人物、花鸟和纹样再细分,一个青花瓷瓶可能需要好几个画师来完成。

如此复制的元华堂鸡缸杯几乎可以乱真,如何让人辨明身份呢?向元华说,他们在杯子里面有落款,但是一种暗款,像是人民币防伪水印一样,特殊仪器下才能看出来。“不落款看不出是我们做的,但如果一眼就能看出落款的话,又会把器物的美感破坏了。”据说,刘益谦的夫人曾带着第一批鸡缸杯复制品出国,在机场海关就扣下了,因为都知道鸡缸杯是他们买的,海关也辨别不出这里面是否夹带了真品,而文物是不能出境的。于是,元华堂后来的批次都加了暗款。

一个小小的鸡缸杯,延伸出一笔大生意,这只是景德镇仿古市场的一个缩影。罗国新告诉我,元华堂是做得最好的,下面还有各种档次的仿品,从9800元到98元的都能找到。当然还有更隐秘的赝品市场,掌握着更核心的技术,那就是冰山之下的部分了。“一个鸡缸杯拍卖出2.8亿港元,而它给景德镇带来的收益,100个2.8亿都不止。”

手工的可能性

景德镇“十大瓷厂”中最大的宇宙瓷厂,如今已经变身为陶溪川创意园区。商店、饭店、酒店、周末市集……陶瓷作为一个药引子,这座曾经的生产型城市正悄然向消费型城市转变。静谧的午后,几个工人站在厂房坡屋顶上打扫落叶,还依稀可见这个大工厂的旧影。

工厂时代只是景德镇历史上的短短一段。参与了陶溪川策划的章武说,乾隆年间,景德镇有25万产业工人,巅峰产能达到年产8亿件,供应给全世界,是第一个全球化商品。但从清朝末年开始,景德镇外销瓷断崖式下跌。1930年,中国陶瓷进口额首次超过出口额。1949年到1996年,景德镇构建了陶瓷工业体系,巅峰年产能3.2亿件,还不及乾隆时期的一半。尽管历史上景德镇曾以专业化分工站在世界制瓷业顶端,但规模化的现代陶瓷工业对景德镇来说并不是原生产物。“每一门手艺都在。但是,相当于什么呢,108颗珠子全在,线没有了。”

我们去拜访了雕塑瓷厂的老厂长刘远长,他是景德镇德高望重的人物。上世纪90年代初外销市场中断之后,“十大瓷厂”一夜之间几乎要全部砍掉,刘远长坚持保留了厂房和生产线,让工人自愿承包。刘远长告诉我,雕塑瓷厂规模小,雕塑瓷制作以手工为主,原本就有分工细致的工艺和工匠。只要这条生产线不断,这些工匠就可以生存下来。1990年,他任厂长的第二年,就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一条气窑生产线,当时天然气还是特批的。很快,整个景德镇都开始煤窑改气窑了,工业化是大势所趋。他认为,工业化和手工可以是并行的。“比如粉古彩雕塑是景德镇特色,东南亚市场上特别认。1981年霍英东女儿结婚,请我们做了一个送子观音做礼物,20万港币。景德镇有那么厚重的制瓷历史,御窑传统,不能走一路,丢一路。”刘远长说,景德镇不能跟潮州、德化比产量,特色就是手工制瓷,就像跳芭蕾舞的,不能让他去举重。如今,年近80岁的他还在雕塑瓷厂有一个工作室,地上堆积着未完成的作品,包括他的代表作哈哈罗汉。市场上有很多仿品,甚至有人总结出鉴别方法,“比如,没牙的罗汉才是真的”。

日本陶艺家安田猛是景德镇十几年的见证者(蔡小川 摄)

15年前,日本陶艺家安田猛从英国来到景德镇,一是想来青白瓷的发源地看看,二是受当时刚创立的乐天陶舍的邀请,帮忙搭建一个给年轻陶艺家的创作平台和创意市集。没想到就一直待下来了,成了这里的一个独特见证者。在安田猛看来,景德镇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也很独特的城市,靠单一产业延续了上千年。“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制瓷中心,工业化之后,只有龙泉和景德镇存活了下来。龙泉在宋代比景德镇重要,明以后衰落了,近些年才复兴,不是一个连续的历史。景德镇一直延续不断,因为景德镇有随历史而改变的能力。”

安田猛告诉我,景德镇让他想起年轻时学习陶瓷的益子。益子是个小地方,但位置好,距离东京只有100公里,上世纪70年代正值日本经济复苏时期,人们开始需要不一样的东西,益子也因此很快发展起来。他说,他刚来景德镇时模糊感觉到类似的变化,现在则越来越清晰了。“十几年前,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小城市做生意,因为做了也没人买。渐渐地,景德镇变成吸引年轻人的地方,有人卖,也有人来买。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雕塑瓷厂老厂长刘远长(蔡小川 摄)

安田猛的工作室“红房子”在陶溪川里,原来是宇宙瓷厂的一个彩绘车间。他选了远离街道的位置,尽量保留安静的创作空间。“红房子”合伙人熊白煦说,安田猛在生活中事无巨细,什么事都自己动手,创作时也是一样,所以整个工作室就是一个小型工厂,全部工序一应俱全。采访时,摄影师想要他摆出一个拉坯的姿势拍张照片,他很困惑,干脆拿起手边的瓷泥开始工作。熊白煦说,对他来说,要拍摄拉坯就得真的去做,无法摆样子。拉坯一做就是半个小时:他不时拿起手中自制的切割线切掉一片,有意打破瓷碗在人们通常印象中的光洁和规整。而且,几个瓷碗各不相同,都是在拉坯时即兴而成。

后工业时代的需求转向,景德镇有自身优势。熊白煦说,在规模化大工业中,如唐山、淄博、佛山,为了控制成本,如果不能一次性做3万个杯子,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大工厂制造是千篇一律的,3万件统统一样,是为了基础生活需求而制造的。但当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方式,不要3万件一样的东西了,景德镇就有优势了。这里有作坊,互相之间有协作能力,可以不要全产业链。这也是为什么这十几年间,景德镇能够在其他市场倒闭之后,又复活满血的一个原因。

无论是仿古作坊里一个斗彩鸡缸杯的复制,还是艺术家工作室中的当代瓷器创作,背后都是景德镇的手工制瓷体系。工业制品代表美观、精确、可重复性。手工制品则意味着不规则、装饰性和独一无二,带着人所赋予的温度和态度,这也是我们今天仍能从景德镇瓷器中感受得到的价值。

(参考资料:《捡来的瓷器史》,涂睿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瓷上中国》,胡平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实习记者郑岑、阚纯裕、谢小丹对本文亦有贡献)